舆论到底是让人更贴近真相还是更远离真相?关于这个问题,我想分享一个我经历的真实案例。
作为一位从业 7 年的刑辩律师,经办的卷宗能堆满一个十几平米的房间,也遇到过很多在审判结果出来之前,舆论就已经将人定罪的情况。舆论的可怕之处在于其对真相选择性忽视。
作为一名律师,对我来说不管舆论倒向哪一边,证据永远是一名律师的风向标。接下来要讲的这起案子,就差点因为舆论的导向而成为冤案。
证据。证据。证据。重要的事儿说三遍。
我们业内有过说法,打官司就是打证据,一个律师如果手上没有证据,就算再能言善辩,都无济于事。以前经常有人说我性格内向,怎么做的律师。其实这是对律师的一个误解,律师该是有一分证据讲一分话,句句在点子上。
甚至可以说,有些诉讼的战场以和胜负其实不在法庭上,而是在诉讼前的证据收集上。一个律师走进法庭有没有底气,其实在于看手上掌握证据的多少,有几分把握能在质证环节指出对方证据的问题。
所以,律师一定要想方设法找证据,哪怕是反复阅卷,或者自己去调查取证。没有证据,就无法确定当事人真的陷入冤案。
接下来这起案子,就很有可能因为权力监督不到位,而成为冤案。万幸的是,当事人阴差阳错保留了证据,所以某些贪赃枉法的人将案件制造得再完美,也无法代替真相。
2013 年 11 月 21 号,十几个人围住法院大门。这些人的年纪都在四五十岁左右,手举纸板,上面用毛笔写着:「司法公正,严惩凶手」。
有些大爷大妈站得累了,就放下纸板,垫着屁股坐下去。
看这架势,肯定是冲我的案子来的。
我瞅着这群人手舞足蹈的样子,心里忐忑,好在他们不知道我是「那个案子」的辩护律师。
接下来,我必须故作轻松,缓慢地朝大厅走去。
谁知道,我的助理看到法院门口国徽庄严,内心澎湃激昂,挥动拳头对我说:「有没有杀人,证据说了算,坚决干到底!」
之前喊口号的大爷大妈,一听这句话,瞬间找到攻击目标,朝我们身上扔打火机。有两位大爷冲过来要打我们,看到有法警,两人连忙刹住脚步,法警一回身,他们又想冲过来。
其他人继续嚷嚷着口号:「花季女人惨死家中,律师助纣为虐,平民哪来安全感。」
我拉住想上前理论的助理,在法警的帮助下,迅速踏上台阶,逃离人群。
好不容易躲到大厅门口,我回过头,两位大爷正蹲在地上捡拾打火机。
引起大爷大妈公愤的,是一名刚满 19 岁的青年,今天是他的庭审日。
青年叫戴小雷,被检察院以控强奸、故意杀人罪提起公诉。此时他目光呆滞,站在被告席,将身子往另一侧倾斜,又被法警推回去。
就在三个月前,他还和朋友在一块喝酒吹牛,将县城里的大混混乐哥作为榜样:「我要混得和乐哥一样,砍人只关几天,50 岁的和十几岁的女人都睡过。」
听他吹牛的朋友名叫秦曦,比他大 3 岁,13 岁开始踏入社会。在戴小雷眼里,秦曦算是老江湖了。
案发当天,秦曦对戴小雷说,最近手头紧,恐怕连上网的费用都得敲诈小学生,实在太跌份。
他接着告诉戴小雷:「好在我会『看风水』,我爷爷给我留了块罗盘,我用它发现一块宝地,住那儿的人非富即贵,去弄点小钱花花不成问题。」
就这样,秦曦负责找作案地点,戴小雷负责开锁,两人一拍即合。
很久之后,秦曦坦言,看风水是假的,罗盘也是假的,只有他不太会开锁这件事是真的。
秦曦所谓的宝地,是一片洋房小区,全是好车出入,小区有保安巡逻,他们翻墙才能进去。
两人的原计划是一起行动。但在进入小区后,秦曦发现,高档住宅的门锁不一定同样高档。随后他向戴小雷建议分头偷窃,理由是:「我俩穿得不像有钱人,别引起保安盘查。」
戴小雷同意了,并且约定:「下次咱们再来,要和他们一样穿西装,夹公文包。」
戴小雷找到了自己的目标,那是一栋 4 层别墅,大门上锁。而秦曦选择了隔壁那栋。
一般的 A、B 级锁,戴小雷用胸针、口香糖、锡箔纸就能打开,所用时间不会超过 1 分钟。
那天戴小雷仅用 30 秒,就打开了别墅大门,「一看就是有钱人的装修,大理石的门框和电视背景墙,沙发、电器都是好货。」
从房间粉红色的装修风格来看,屋主应该是女人。戴小雷特意来到卧室,用被子裹住自己,「我从来不知道女人这么香。」
此时戴小雷似乎忘了自己的主要目的,依旧赖在床上。而他的同伴秦曦,已经在另一栋别墅中偷盗了 20 万元港币。
数分钟后,戴小雷起身,他总算准备干点正事儿——从屋主电脑下边的抽屉里翻出 2000 元。
他也不是没想过把电脑拿走。「太重了,而且我听人说过,超过 2000 会被判刑」。他只敢从抽屉中拿出 500 元,这是精心计算的数额,「我们那嫖娼价格差不多这个数。」
戴小雷躺回床上,女房主贴身被褥的味道使他冲动。他把视线又移回到电脑,心想里边会不会有女房主的 QQ 号。
他对着枕头深吸一口气,起身摁亮台式机的电源开关,「屏幕上她的照片很漂亮性感。」
戴小雷记下 QQ 号,然后在电脑里翻找出一个叫「股票资料」的文件夹。
他很好奇,想知道如此年轻的女人,是靠什么股票发家,住那么好的别墅,「我自己也可以跟着买嘛。」
他点开文件夹,里面没有任何股票信息,只有一段视频。
事后来看,戴小雷此时的最优解,是立刻关电脑走人,但他没有。
他的选择是,脱下裤子,对着屏幕上女房主的性爱视频开始自慰。
戴小雷是个令人难以捉摸的窃贼。自慰过后,他将擦拭用的纸巾,扔在了电脑桌下,「我就是希望她看到。」
第二天下午,在家里睡觉的戴小雷被几名警察扑上来按住。随着一阵剧痛,他睁开眼睛,看到自己被上了手铐和脚镣,警犬在一旁伸出舌头喘气。
他一脸茫然,问发生了什么事,没有人回答他。
随后他被押了出去,门口围满了看热闹的人,群众指指戳戳——你说平时小偷小摸就算了,还强奸杀人。前几天我家丢了个保温杯,还没来得及找他算账。
被押到警车旁边拍照时,戴小雷的头撞在车门框上,脑袋里一片空白。警方如此大阵仗,出动了三辆车、十来名警察、一条警犬,还带枪。
戴小雷拼命回想自己犯了什么大罪,能想起来的只有那 500 块钱。
他抬起头问民警:「你们是不是误会了,我偷来的钱还藏在凉席下面,一分没花,你们现在去翻出来,帮我还给失主。」
民警把他的头摁了下去。
戴小雷被抓后,来了一拨人,把他家翻了个底朝天,电视电脑甚至老式影碟机都被砸到稀烂,柜子里的衣服被扔得到处都是。
第二天,警方的通报出来了,「8.26 强奸杀人案从立案侦查到告破不到 24 小时。」
此时的戴小雷已经被带进看守所,那里不太欢迎强奸犯和小偷,这两项罪名戴小雷全占了。仓里老大给了他四个耳光,戴小雷蹲在墙角不知所措。
整个县城都在讨论这个案子,沸沸扬扬,各大中小学把戴小雷作为反面教材警示其他学生。
县电视台专门制作了案件专题,把戴小雷的照片,年龄,以及过往不良嗜好都曝光了,还请来了戴小雷的初中班主任,在镜头前分析他的性格特点,讲述「杀人恶魔」的前世今生。
初中班主任为了表明自己的判断具有可信度,在节目末尾,特地鞠了一躬,声明自己是押中过中考作文题目的老师。
节目播出的那几天,戴小雷家门口被倒了各种垃圾,墙上涂着大粪,楼道里的灯也被人打碎。
在夜晚,酒精使「正义感」化作实际行动,喝醉的男人们来到窗户边,对戴小雷的母亲喊:「你儿子可以弄别人,那我也可以弄你。」
戴小雷母亲蜷缩在床上,偷偷报了警。警察过来,说不是什么大事,登记完信息便捂住鼻子离开,因为墙上的粪便实在太臭了。
那段时间,戴小雷的母亲经常坐在电视机前,看着头次亮相荧屏的儿子。
到底发生了什么事,她也不明白。
戴小雷被押走那天,她愣在原地,警车开动后,她才反应过来,自己应该追一追。
她还记得儿子被押走前,对她说的那句话:「妈,我是不听话,但我没有杀人,你要救我。」
最终她选择相信戴小雷:「他爸没去世之前,两个人经常吵架,一吵架他就说要进厨房拿刀砍死他爸,其实是躲在垃圾桶后面哭。杀鸡杀鸭都不敢,你说他杀人?」
戴小雷的父亲是一名退伍军人,45 岁才有了戴小雷,55 岁因病去世,家里本就不宽裕,为了给丈夫治病,家里还欠下不少债务。戴小雷从那时起变得叛逆不懂事,经常在校打架,打不过的情况下,一般选择回家喊母亲帮忙。
戴小雷的母亲决定反击。
她跑遍整个县城的律师事务所,却没有一个律师愿意接这个案子,勉强愿意接的,价格高到让她无法承受。
无奈之下,她只能去找省城的律师事务所。
我遇到戴小雷的母亲时,她双眼红肿,还没开始说话,就蹲下哭了起来,让我一定要接下这个案子。
我让她站起来说话。她怕我不帮忙,一再强调自己是我朋友的亲戚。
我问是谁,她支支吾吾说不出来。
不过我还是很好奇,为什么整个县城都没有律师愿意接她的案子?即便案件复杂,毫无胜算,也不至于如此。
「他们可能忌惮死者哥哥的势力,他不是什么正经人,在黑白两道都吃得开。」
了解原由后,我接受了这份委托。越是不见天日的案子,我越想试试。
当天下午,我和戴小雷母亲一起坐车到了案发县城。
我对这里早有耳闻,经常听到当地有黑恶势力参与寻衅滋事。
大巴车才到站,一群摩的司机冲过来围住车门,有个女生当场被吓哭。的士司机听说我要打表,直接让我下去,说他们这里没有这规矩。
这一番乱糟糟的景象让我莫名心慌。为安全起见,我找了当地最好的酒店住下。
尽管如此,我还是免不了被滋扰。大概晚上八点,我正在看电影,门外突然响起急促的敲门声,随后房间门突然被打开。两名穿制服的民警径直进入房间。
他们没有佩戴执法记录仪,直接告诉我:「有人举报酒店有卖淫嫖娼行为,例行检查,你老实点。」
我围着浴巾,站在原地,任由他们搜查,相当老实。
他们掀开床上的被子,又跑去洗手间看了看,没有发现任何异常,接着让我出示身份证:「你在这里干什么?」
我指着电脑屏幕:「在看电影啊。」
其中一名民警将我的身份证扔在桌上,他又重申了一遍:「老实点。」
他们走后,我不再老实,走出房门观察了一下,发现警察查完我这里,就再没有去过其他房间,反而直接下了楼。
这是我第一次过来办案,在当地更没有得罪过人。我想来想去,只想到 20 分钟前,戴小雷母亲曾过来给我送水果。
我感觉不对劲,赶紧退房,在没摄像的地方换乘的士。确定没人跟踪后,住进一家不需要身份登记的小旅馆里。
来之前,我只是觉得要尽量保障当事人的基本权利。这时我才知道,这个案子远比我想象中的要复杂。
戴小雷母亲送水果时告诉我,她在家里经常遭到不明人员的恐吓,防盗门被撬了好几次,再也待不下去。她跑去亲戚家将就几晚,看着亲戚脸色不对,又去天桥下凑合了一夜。
旅馆老板娘以为我是过来做生意的,说到治安问题,主动谈起戴小雷的案子:「你想想,第二天案子就破了,如果不是死者那边有关系,平时哪有这效率?我这里丢了东西,也有监控,两三年了都没半点声响。」
这一点我倒不认同,警方对命案自然要重视一些,他们本来就有「命案必破,重大案件不过夜」的说法。至于小案件实在是人手不够,这个需要理解。
老板娘一脸不屑,「你知道死了的那个女人是谁吗?」
「不就是他哥是你们这里的企业老板嘛。」我故意套她话。
「一个烂仔怎么当的老板,还不是因为他妹妹的关系,这几年才飞黄腾达的。告诉你吧,那个叫戴小雷的杀人犯,算是碰到硬茬了……」
与此同时,戴小雷在到监舍的日子也不好过。犯了强奸案,又是小偷,里边没人瞧得起。
一个不到 50 平米的监舍,住了二三十个人。戴小雷事后回忆:「我刚进去,就给那个叫『刀疤刘』的老大扇了 4 耳光,其他人过来踢我屁股。」
戴小雷之所以遭受这些,是因为囚犯们一再逼问强奸细节,而他答不上来。
动完手以后,刀疤刘还是问他:「你到底怎么强奸的?」
戴小雷说:「我真的没强奸。」刀疤刘再次向小弟们挥手。
「我生不如死的时候,监舍里进来了一个新人。就很奇怪,刀疤刘对这个新人很客气,也没人说要修理他。」
更奇怪的是,这名新人似乎对戴小雷很有好感,主动过问他的案情。
戴小雷深受感动,边哭边说自己的遭遇。
新人教他采取迂回战术,先避免皮肉之苦,再伺机行动。那人拿出不应该出现在监舍的纸笔,在上面写写画画,标明了房间的位置和具体路线,「我觉得你说死者是被你掐死的最好,如果是被砍死的话,法院会判得重一点。」
戴小雷知道坦白的程序是这样的,得事无巨细地供述自己的罪行,「但我没有杀人,我真的没有杀人。」
「不管有没有杀人,拿来保命用的,万一扛不住了,就是你最后的锦囊,主动出击总比任人宰割要好。」新人把纸塞进了戴小雷手里。
第二天,戴小雷继续被提审,民警第一句话就是,「你想清楚了没有?」
「要不你们再仔细查查?我真的连死者的面的都没有见过,现在真凶肯定躲在被窝里偷着乐,你们去把他抓到好不好?」戴小雷哭泣的样子很有特色,嘴巴微张,双唇向前撅,看起来有些怪异。
民警推测戴小雷的杀人经过:「你 8 月 26 号下午去死者家里行窃,见到死者照片,心存歹念。回到家里,你心有不甘,晚上又潜回死者家中,性侵后还掐死了她。」
这和「新人」的说法一致,曾经有那么一刻,戴小雷甚至怀疑是不是自己选择性失忆,真的做了那件事。
戴小雷被羁押后的第十天,我去看守所要求会见。
看守所以「犯罪嫌疑人正在被办案机关提审,无法安排会见」为由,拒绝了我的请求。
我让他们给出一个具体的时间点,什么时候能结束提审。他们说,「事关案件机密,不清楚,也不便泄露。」整个下午,我就坐在看守所凳子上玩俄罗斯方块。
期间我搬出法条和他们理论,《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规定》第 4 条明确说了,「因侦查人员正在讯问、没有会见场所等特殊情形无法及时安排会见的,看守所应当向律师说明情况并在 48 小时内安排会见。」
之后我到检察院和司法局进行投诉,得到回复都是「我们会着手调查,你先回去等消息。」我发现投诉的真正意义在于——换个地方玩俄罗斯方块。
戴小雷的母亲一天打好几个电话,问我戴小雷的状况,每次都哭着说他从小没了父亲很可怜,也不知道在里面有没有受苦,让我一定帮忙照看。
我不敢说自己没有见到人,面对她在话筒里的追问,我闭着眼睛,说事情得一步一步来,随即找借口把电话挂了。
思来想去,我觉得自己总要做点事情做,去辖区派出所碰碰运气也好,看能不能找到有利的线索。
派出所的民警倒是干脆。我拿出证件和材料,说要查看一下戴小雷有没有犯罪前科,他们马上就给查了。
我在资料里看到戴小雷有过三次行政拘留,其中两次都是因为盗窃不构成犯罪。
这两次分别为偷窃班主任的口红,以及一根不到三米长的钢筋。除此之外,有一个重要信息,每次作案,他的同伙都是一个叫秦曦的人。
我让朋友查了下秦曦的情况,对方说此人前段时间因为盗窃被拘留了三天,随即被释放。我核对了下时间,正好是戴小雷被抓的那几天。
当务之急,是要尽快见到戴小雷,以便找到秦曦,了解更多情况。
我再次硬着头皮来到看守所申请会见。民警接过材料,说落款的「律」字只印了一边,不行。
我心里打起退堂鼓,给主任打去电话,说自己进退两难。主任说他在小地方没有什么人脉,要是我实在办不来,就早点回去。
整整一周多,我待在房间看无脑爱情剧,没几分钟就想砸烂电脑和椅子。能说得上话的人,就是搞卫生的阿姨,她每天来问我一次,「今天退房吗?」
到了第十天,我终于忍不住说了句,「退!」
我马上订了回去的火车票,但付款时纠结好久,觉得这样太丢人,于是咬牙对自己说再坚持一个星期,如果还是不行,就给戴小雷请北京的律师。
9 月 19 号,我给自己定的一周期限到了,正在床上翻来覆去,想怎么和戴小雷母亲开口。
这时,家里对我最为关照的长辈打来电话,问我中秋节要不要回家,给我留了糯米团子。
我憋不住,哭了起来。
长辈问了情况,愿意帮我介绍人脉。十分钟后,我收到了短信,里面有两个号码,第一个是检察院原检察长;第二个号码我手机里有,是我父亲的哥们陈伯伯,只是没想到调来这里做了县领导。
我先拜访了检察长,说话间他就给检察院以及看守所两边都打了电话。
再次去到看守所,接待我的是两个副所长,刑侦大队副队长也在。
铁门开了,我快步走向戴小雷。
他的头有点大,走近点看,原来是脸肿了。
我问他是不是生病了。旁边的民警连忙抢话,说没有生病。戴小雷看了看民警,又看了看我,结结巴巴重复:「没有,没有生病。」
我对民警说,自己有单独会见的权利。
等民警离开后,我马上对戴小雷说出几句话:我是你母亲东拼西凑花钱请来的律师,是唯一信任你,并且能帮你说话的人;如果你没有杀人,一定不要承认;案发时,一共有几个人在场?你手头有没有什么证据。
戴小雷说当时有两个人,秦曦在隔壁那栋楼。「我没有杀人,只偷了 500 块钱。有个视频存在 XX 云里,不知道有没有用,账号是我名字的拼音。」
我问他,有没有和警察提起过这段视频,里面是什么内容?
「是个黄色视频,里面的女人是房主,男人我不知道,只是觉得拍得真实,看得很过瘾。我没有跟警察说我拷贝了,怕罪加一等。」
之前旅馆的老板娘说过,死者和当地公安副局长的关系不一般。我在想,这个视频是否和副局长有关系,赶紧让戴小雷说出云盘密码。
「我想不起是哪个了。」他闭着眼睛苦思。
我让他快点想,这事跟他小命息息相关。
他睁开眼睛,看着我说:「云盘很少用,所以不是用的常用密码。是不是那个呢……」
没等他说完,外面响起脚步声。我立刻用严肃地语气叮嘱戴小雷,我是唯一能救他的人,无论如何,都不要把我们的谈话内容说出去。
一分钟后,两位民警过来,带走了戴小雷。戴小雷起身的时候,还把双手往我这边伸,像是要递给我什么东西。
我摊开双手去接,发现什么都没有。
为了找到秦曦,我费了不少周章,县城里所有的游戏厅,KTV,网吧全找遍了,完全不见踪影。没想到,最后会在献血车旁找到他。
我刚到车旁,就听到护士喊:「秦曦,你是要电影票还是要伞?」
车上是个二十几岁的青年男子,留着长碎发,正在用棉签按压针口。
经过一番打量,我上车对他说,「怎么你也在这里,我是戴小雷的朋友,上次我们还一起玩过游戏。」
秦曦愣了愣说,哦,是你。
我把秦曦带到一家中餐厅。聊到案发那晚,他说两个人碰头后,自己手里拎着一袋钱,而戴小雷手里空空如也。
秦曦说到一个重点:「但他很得意啊,说在电脑里找到一个很刺激的视频,还在那撸了一把。」
第二天下午,两人就被抓了,秦曦是在宾馆里被抓获的,而戴小雷是在家里。
「你还真屌,我们这里的案子你居然敢接。」秦曦点了一根烟,把脚拿到凳子上,像教训小弟一样对我说,「你可要小心点。」
「偷了 20 万港币怎么才关几天就出来了?」
「我他妈怎么知道,有人说钱给我退回去了,只要我口供时说只偷了几百块,过两天就可以出去。结果我出来就听说戴小雷强奸杀人了。」
我问秦曦是否知道,自己偷的是谁的钱。
他甩了甩头发,说不大清楚:「我给你讲,那里住的全是些惹不起的人。」
后来我们聊到了献血,秦曦说自己没做什么好事,来这里算是积德。
我接了一句话:「愿不愿意多积点德,来法院出庭作证。」
「你当我傻吧?你不知道这儿的水有多深?」秦曦把烟往烟灰缸里摁熄了。
我心里总算有了底,当前首要任务,是问出那段视频的云密码。
紧接着我得到消息,检察院已经对戴小雷提起公诉,才过去二十几天时间,这速度很快。
在检察院的材料里,我看到戴小雷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的口供:他承认,自己先是偷了死者抽屉里的 500 块钱现金。由于贼心不死,晚上 11 点左右,再次溜进小区,对死者进行性侵后杀人灭口,掐住死者的脖子,导致其窒息死亡。
可能是案件就要被公诉的缘故,我和戴小雷的第二次会见进行得很顺利,不过有民警在场,给我的时间很少。
这一次会见最为关键,无论付出多大代价,我都得问出云密码。
我原本打算开庭时,当着法官的面,让戴小雷说出密码打开云盘。后来想想,法官应该不会让我在法庭上公然播放黄色录像。而且就算视频里的男人是副局长,也只能证明他有生活作风问题,与案件没有直接关系。
戴小雷的状态没有上次的好,没精打采,见我来了,随口打了个招呼。
我对他眨了眨眼:「秦曦说你偷了他的游戏账号,那个号他买了几千块的游戏装备,如果你不说出密码,他就要弄死你妈。」
戴小雷明白我的意思,顿时来了精神,讲了两串数字,说应该就是这两个当中的一个。
我记下来之后,告诉他检察院的证据有瑕疵,现场虽然有他的精斑,但我知道是怎么回事。
离开会见室之后,我去见了做县领导的陈伯伯,聊了些家庭近况后,陈伯伯说这案子他不过问,让我自己办。
我问陈伯伯,如果案件牵涉到公安局的副局长,怎么办?
「他啊?如果你手头证据充足的话,就按程序走,不用怕。」
当时我听完这句话,只是觉得放心很多。
经过核实,视频中与死者发生性行为的男性,确实是那位副局长。那段视频被我拷贝了好几份,我像拿着一个烫手山芋,冒然去举报的话,怕走漏风声,对方狗急跳墙引来反扑。
那之后几天,我又陆续接到几个陌生电话,对方明显是些混混,夹枪带棒地威胁我:「你别管我是谁,你少管闲事,我们已经给足你面子了,别到时候你收不了场。」
有次走在街上,几个混混操着棍子向我这边走来,我见势不妙,扒上一辆摩的就跑。
出于安全考虑,我不得已托中间人,联系死者那位当「大混混」的兄长,打算好好谈谈。
我们在一家茶楼见面,死者的兄长自称「乐哥」,虽然穿衬衣打领带,却卷着衣袖,手臂上有很多刀疤。
我问他,为什么找一个律师的麻烦,人又不是我杀的。
「我妹妹是我最亲的人,她为了我付出了很多,谁救杀我妹妹的凶手,就是跟我有不共戴天之仇。」他把茶杯的盖子往桌上一扔,说已经够给我面子了。
我知道他是有点忌惮陈伯伯,继续解释:「如果你妹妹不是戴小雷杀的,而是另有其人呢?」
「当然是谁杀的找谁麻烦。」他说。
我递给他一个 U 盘,里面是他妹妹的视频。我告诉他,戴小雷并未杀人,只是被人拉去当了替死鬼。「如果你觉得随便找个人,就算替你妹妹报仇了,那当我什么都没说。」
过了半小时,他给我打来电话,说暂时不会找我麻烦,但如果我无中生有,他不会放过我。
我对他开了个玩笑,说戴小雷还挺仰慕他,这事搞清楚了,可以认他做大哥。他骂了句脏话。
紧接着,我以死者的小区为中心,一直覆盖到戴小雷家中,跟每一家商铺的老板拷贝案发前后两天的监控视频。这些视频里,我只发现了戴小雷第一次前往死者家的身影,以及第二天才被警方带走的画面。
就在我对无罪辩护有了很大信心的这几天,戴小雷正经历着他最绝望的时刻。
他以为我已经放弃这个案子回去省城了,情绪崩溃地在看守所大吼:「完了,我死定了!」
不幸中的万幸是,戴小雷的同仓们总算对他好点了。
他们得知戴小雷已经认罪,而且有可能是死刑,怕这人突然发狠劲,拉个垫背的。
戴小雷知道,这些「小弟们」的殷勤,只是在提醒自己,「真的要上路了。」
距离开庭的日子越来越近,其他嫌犯开始管戴小雷叫「老大」,虽然这位「老大」经常缩在角落痛哭。他是仓里唯一可能被判死刑的人。
其他嫌犯看不下去,纷纷给他支招,「万一被判了死刑,你得把以前做过的案子供出来,尤其是那种重大刑事案件,警察得留着你的命继续追查,每个案子都能让你活久一点。」
戴小雷试着编了几个案子,都不像真的。这也没办法,他最疯狂的盗窃经历,就是拖着那根不到三米长的钢筋在街上狂奔。
其他犯人开始怀疑,这样窝囊的人,到底是怎么行凶的?
有新犯进来,大家让身为「老大」的戴小雷动手打人。
戴小雷说:「我不打,你打我吧。」新人吓哭了。两人蹲在地上,对着抹眼泪。
其他嫌犯不再说话,只是把藏好的香烟塞给戴小雷一点。他们可能觉得,这个「老大」从进来到出去,都有点不正常。
开庭当天,我和助理因为堵车迟到了。
戴小雷被法警押送过来,他看着空荡荡的律师席,再一看母亲,直接带着哭腔喊:「你以后要好好照顾自己。」
随后我和助理匆匆赶到,法官在训诫我之后宣布开庭。
戴小雷见我来了,愣了一分多钟,转而问了身边的法警十几遍,「那是我的律师吗?」
法官看到了这个状况,问被告人有什么问题吗?
戴小雷恢复了平静,没有什么,律师来了,我就死而无憾了。
法官不太高兴,「现在还没有人要你死。」
戴小雷将被拷住的双手抬至胸口,向我挥了挥。
法庭上,我就戴小雷作案时间的问题,与监控方展开激烈争辩。几家商铺的监控我都调了出来,视频显示,戴小雷实施盗窃之后回到家,再也没有出过门。之后就是他第二天被警方带走的画面。
检方说死者小区的监控早就坏了,而戴小雷中前往死者家的路途中,存在多处监控死角,因此摄像头无法证明戴小雷没有作案时间。他们在被害人的房间里提取到了戴小雷的指纹、精斑。
在质证阶段,我反驳了检方的证据。尸检报告上显示,死者死于窒息,但下身没有撕裂伤,且她身上没有任何关于戴小雷的生物特征,显然证据链不完整。
除此之外,死者被盗后就更换了指纹锁,锁没有被损坏的痕迹,上面也没有被告人的指纹,死者家住叠拼别墅,被告人不可能从窗户外爬进去。
所以我的结论是,凶手另有其人。被告只是因为入户实施盗窃,在房间里留下了生物特征,导致了真凶有机可乘,栽赃陷害了他。
「检方证据不充分,根据疑罪从无的原则,我恳请法院判处我的当事人无罪。」
一个月后,法院宣判,戴小雷强奸、故意杀人一案因证据不足无罪释放。
据说,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时候,认为被告人无罪的只多出一票。
那段时间戴小雷过得还不错,他跟狱友吹牛逼:「我律师很有背景的,死刑都给我还了清白。」狱友信以为真,没人再敢欺负他。
戴小雷被释放当天,我陪同他母亲一起去了看守所。
大门打开的那一刻,我仿佛看到了一个三四十岁的中年男子,光头,胡子拉渣,弓着背,目光呆滞。
他母亲哭着迎了过去,摸着他的脸,「你怎么这么不争气!」
戴小雷跪下去,说自己以后会好好做人,再也不去外面乱来了。
我们三人打了一辆出租车,回去的路上,我告诉他,可以帮他申请大概一万多块钱的国家赔偿。
没想到,他用一种央求的口吻对我说:「不要再让我和他们打交道了好不好?钱我也不要了,我一定会好好改造自己,再也不小偷小摸了。」
「既然你放弃赔偿,我肯定尊重你的决定。」说实话,我和他一样,现在的结果是我之前不敢奢望的。
随后大家都没再说话,出租车的氛围陷入沉默。期间司机看了好几眼后视镜,欲言又止的样子,估计是认出了曾经上过电视的戴小雷。
过了大概五分钟,戴小雷怯生生地说,「您能不能再帮我一个忙。」
我看着他,示意他说出来。
「可不可以让他们来我们小区,用高音喇叭道个歉?」
「抓我的时候,声势那么大,放我的时候,悄无声息的,就在一个小房间里,几个民警跟我说了一句,对不住了。」
我表示理解他的心情,但实际操作有困难。我安慰他道:「你又不是公众人物,也不要考公务员,出来以后争口气就好了。」
话一出口,车厢内又陷入沉默。
过了一会儿,戴小雷仰视着我:「可我这种人也需要一个道歉啊。」
这时戴小雷母亲说自己有办法:「我把他的无罪判决书复印了,去发传单,一个个地解说。我有的是时间,可以一个个的讲。」
我很想告诉她,别人不一定有时间听,那些看热闹的人如果没有热闹看了,也不会再去关注真相如何。
后来,各大中小学的宣发墙上,戴小雷的照片依旧没被撤下,最后都被戴小雷母亲给撕了。
她还找到电视台的工作人员,要求电视台出一则澄清声明。电视台主管没批准,理由是:「没有多大意义。」
最后,她真的上街发传单了,发一张就解释一次,「我儿子真的没有杀人。」
但很少人会接她复印好的判决书,甚至有人丝毫不留情面:「一个小偷,迟早会杀人放火的。」
她给我打来最后一个电话:「你能不能帮我告这些人侵犯名誉?」
我问她:「那么多人,你想怎么告?」她不再作声,一直到我挂断电话。
2014 年 2 月 6 号,我给陈伯伯打电话拜年的时候,他告诉我,公安局的那个副局长没有回家过年。
又过了四个月,我得到消息,公安局原副局长因徇私枉法罪、故意杀人罪、被移送至检察机关。
他如实交代了自己的杀人过程。
受害人下班后发现家中失窃,给他打来电话,说情况紧急,只能当面说。
他赶到之后才知道,受害人悄悄录下他们的性爱视频,且有可能被泄露了出去。听完后他失去理智,质问受害人为什么要干这种蠢事。
受害人说自己只是想留一条后路,没有想要害他。
他听到这句话,一把掐住受害者的脖子,当时他快要被提拔了,这事要是传出去,谁也搞不定。
当他发现受害者不再动弹时,已经晚了。最后他用戴小雷用过的卫生纸,掩饰自己的罪行。
我把这个消息用电话告知了死者的哥哥和戴小雷。
电话那头,戴小雷一直在说自己很害怕,就不该去那户人家偷东西。最后他明显停顿了一下,像是保证一样对我说:「我是真的后悔了。」
我们律师经常对当事人说,自己做过的事要绝对坦白,这样我们才能帮他们争取减刑。没有做过的事,那就和律师一起申诉,虽然有困难,但总会有转机。
随着案件的推进,证据会逐渐浮出水面,最终固定下来。如果各种证据都显示是冤案,那么要看是属于刑讯逼供还是栽赃陷害,再考虑用不同的策略。
这个案子就算不是我,犯人也会沉冤得雪,因为当时当地,已经有其他人举报了那个官员。而且,法制在进步,上级人民法院对各项证据的审查越来越严格,这种存疑的案件,基本上不会判死刑。
至于我作为律师的作用,大概是第一时间判断出当事人没有说谎,并选择相信他。
在法律界,律师会见当事人是最难的一个问题,会见及时,与当事人沟通顺利对案件有很大的帮助,所以在接到当事人委托时,尤其是复杂的案件,我会第一时间就赶往看守所,有时比家属还着急。根据《刑诉法》以及《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》律师有权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。这是案件的重要步骤。
在会见和阅卷的过程中,如果律师发现了问题,这时自己就成了唯一能帮助他们的人。
我很喜欢「一张反对票」的故事,它来自电影《十二怒汉》:11 位陪审员裁定被告人有罪,只剩 1 位陪审员坚持投下反对票,这张反对票救了一名少年的命。
一个律师的声音,可能就是那张反对票吧。
舆论让人贴近真相还是更远离真相呢? – 盐选推荐的回答 – 知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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